第七讲　大宋之意

          苏东坡曾说：我虽不善书，晓书莫如我，苟能通其意，常谓不学可。
          黄庭坚也说：老夫之书本无法。
          米芾更说：何必识字难，辛苦笑扬雄。自古写字人，用字或不通。要之皆一戏，不当问拙工。意足我后足，放笔一戏空。
          这就是宋人！宋四家苏黄米蔡，其中蔡京字好人奸，蔡襄人好字弱，很难在四家中独立于世。但就这前三家而言，已经把作书的主张张扬得十分耀眼了。唐人“尚法”，宋人并没有对唐人亦步亦趋，而是独辟蹊径，走出了自己独特的“尚意”风气，实现了对唐人书法的超越。
          唐代书法家体现了唐代大国雄强严整的气象。唐朝政治开明经济繁荣，把中国的封建帝国推上了巅峰；唐楷在前人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终于日渐成熟，法度森严，把楷书艺术也推上了巅峰。然而，由于唐朝政治制度的缺憾，致使藩镇割据势力过盛，安史之乱也因之爆发。安史乱后，泱泱大唐一蹶不振，渐渐式微。唐以后历梁、唐、晋、汉、周五代十国，皇朝易主如走马灯一般，城头变幻大王旗。赵匡胤兵变陈桥，马上安天下，他深知唐朝政治制度的弊端在于地方军事实力过强尾大不掉，于是干脆来了个杯酒释兵权，将一同打天下的功臣尽数边缘化，而且将将帅与士兵完全分开。使将不带兵，兵不沾将。国家如有紧急，再临时点将领兵。这样的组织形式的确把唐代节度使专权以至于难以驾驭的弊端给避免了，但也因此大大削弱了国家的实力。以堂堂大宋，居然进贡于辽和西夏，最终使二帝被掳，国祚易人，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太多的慨叹。
          正因为这样的政治环境，在两宋时代，武将多数无法施展抱负。杨家将上演的多数都是悲剧，岳飞、辛弃疾之类的大将也多数没有什么好的下场。倒是文人，在宋朝得到了空前的礼遇。宋代的文人受到了足够的重视，宋代的文化发展成就也是前代无可比拟的。我们现在看一看宋代的高官，其文化成就多数辉耀千秋。欧阳修为唐宋散文八大家之一，做到参知政事，即副宰相。王安石，唐宋散文八大家之一，后来官居宰相，施政新法对后世也影响深远。三苏就更不用说了，虽然做官不是很高，然而影响却十分广大，这与当局的重视、提倡也分不开。即使皇帝，也出了像徽宗这样的大艺术家。宋徽宗赵佶不仅画画得好，字写得好，而且诗词歌赋都十分出色，他创造的“瘦金书”，用于为工笔画题款，至今依然是绝配。在宋代，诗并不亚于大唐，且词也独步中国文学史。所有这些，都与宋代朝廷重视文化、重视文人的文化倾向分不开。在宋代，文官制度进一步发展；到了明代，中国文官制度已经十分成熟。明代的皇帝没有几个正干的，但国家却发展得平平稳稳，延续至数百年，这也与宋代文人出仕的影响分不开。
          正因为宋代重视文化，再加上都市经济的发展，文化艺术也得到了空前的繁荣。不仅宋词在中国文学史上成了时代标志，而且宋代的“尚意”书风也成了中国书法艺术史上的一座丰碑。
          唐代的书法家，多数是政治家；而宋代的书法家，则多数是文人。文人的个性是难以羁縻的，用唐代书法那么森严的法度来约束宋代个性鲜明的文人是很难想象的。这就是宋代尚意书风刮起来的社会文化背景。
          其实，从书法家的综合素质考量，宋代书法家要高出唐代书法家许多。宋代书法家传世的既有知名的法帖，但更多的是诗词歌赋，所以，宋代书法家多数不是专事书法的人。而且宋代书法家书法作品中那扑面而来的书卷气息，也是光练字不可能练出来的。正像苏东坡所说：“退笔如山未足珍，读书万卷始通神”，好的书法作品是读书读出来的。我们当今之所以不少书法家走着走着便走不动了，甚至出现艺术倒退的现象，这都与不读书、只练字的匠人习气有关。
          下面，我们不妨以苏黄米蔡为例来谈谈宋代的尚意书风。
          苏东坡，名轼，字子瞻，号东坡居士。四川眉山人。宋代大文学家，大诗人，其词开豪放一派，为后世所宗。他的书法造诣也很深。黄庭坚在《跋东坡墨迹》中曾这样介绍：苏东坡不喜欢别人向他要字，“有乞书者，正色责之，或终不与一字”，但如果“一时兴来，则书不可止”。“元祐中，锁礼部试，每来见过，案上纸不择精粗，书遍乃已。性喜酒，然不能四五龠已烂醉，不辞谢而就卧，鼻鼾如雷。少焉苏醒，落笔如风雨，虽谑弄皆有意味”。
          关于苏东坡的师承，黄庭坚也说：“东坡道人少日学兰亭，故其书姿媚似徐季海；至酒酣放浪，意忘工拙，字特瘦劲似柳诚悬；中岁喜临写颜鲁公、杨风子书，其合处不减李北海”。
          他还说：“余谓东坡书，学问文章之气，郁郁芊芊，发于笔墨之间，此所以他人终莫能及耳”。
          关于苏东坡的书风，他儿子苏过的一段话很是中肯：“先君子岂以书自名哉？特以其至大至刚之气，发于胸中，而应之以手，故不见其有刻画妩媚之态，而端乎章甫，若有不可犯之色。少年学二王书，晚乃喜颜平原，故而有二家风气。俗子不知，妄谓学徐浩，陋矣”！
          在书法审美评价上，苏轼自己也说：“作字之法，识浅、见狭、学不足三者皆不能尽妙。我则心、目、手俱得之矣”。他还说：“吾书虽不甚佳，然自出新意，不践古人，是一快也”！虽然他如此自谦，然而他的《黄州寒食诗帖》被后世称为天下第三行书，前后《赤壁赋》帖、《洞庭春色赋帖》以及诸多传世手札，筑起了东坡书法艺术的高峰。
          黄庭坚，字鲁直，号山谷道人，又号涪翁。尝与秦观、张耒、晁补之同游苏轼门下，号称苏门四学士。
          黄庭坚是我国书法史上一位精通笔法，特点突出，具有开创之功的著名书法家。他自己讲，早年曾从周越学书，特擅写大字，得《瘗鹤铭》的神髓。后来改学杨凝式。他曾有诗写道：“世人但学兰亭面，欲换凡骨无金丹。谁知洛阳杨风子，下笔便到乌丝栏”。他恪守锥划沙、屋漏痕、印印泥等用笔理论，锋藏笔中，意在笔前。他强调以意为之，他的笔势开张翻腾，起伏自然，点画丰厚润泽。他的字中宫收敛，四面拓展，呈辐射状。他强调书家“字中有笔”，如禅家“句中有眼”。
          黄庭坚楷、行、草书兼善，《松风阁诗帖》、《诸上座帖》、《廉颇蔺相如列传草书长卷》以及诸多手札，甚至他开出的药方如《地黄汤帖》，都极具书法审美价值。
          米芾，字元章，别号众多，有襄阳漫士、海岳外史、鹿门居士、中岳外史、溪堂等。是中国书法史上的怪杰之一，有洁癖，不能与世俯仰，世称“米颠”。
          在书法方面，米芾天分极高而又十分用功。他自己讲七八岁时便开始学颜真卿，后来看到柳公权的字“紧结”，便又开始学柳公权。接着又学习欧阳询。其后感到欧阳询的字刻板不自然，便学褚遂良，用时最久。米芾写字，集古成家。他曾自我总结，说自己“壮岁未能立家，人见之，不知以何为祖也”。在用笔上，他运笔迅疾，中锋直下，垂缩留放，八面生姿。而且其字的下半部分常有一种略略右偏的倾向，更增加了他字的妍媚风神。他曾与宋徽宗问答，说“蔡襄勒字，黄庭坚描字，苏轼画字”，而自己则是“刷字”。
          米芾主张，书法“无刻意做作乃佳”。“心既贮之，随意落笔皆得自然”。他留下来的东西很多，传世的书迹有《苕溪诗》、《蜀素帖》、《多景楼诗》、《虹县诗》等，后人评价他“米公集古晚成家，健笔离披纸上斜。穿透臼砚非妄语，麻笺十万遍天涯。”
          蔡襄的字主要学颜真卿，没有大的成就。而蔡京虽为人凶狠诡诈，营私舞弊，但书法字势豪健，沉着痛快，直到绍圣年间，海内书法没有超过他的。他在做北门承旨时，曾有两个执役对他很恭敬。一日，二人各执一把白团扇给他扇凉，他一时高兴，在两把扇子上各写杜诗一联。没几天，这二人忽然衣冠楚楚，喜气洋洋。原来，宋徽宗用两万钱买下了这两把扇子。多年以后，徽宗和蔡京讲起此事，还说这两把扇子至今还藏在御府。
          总之，宋人尚意是概括了宋代书法追求意趣而不拘法度的特点。现在我们可以回过头来再看看他们的代表性宣言――
          苏轼说：“诗不求工字不奇，天真烂漫是吾师”。
          黄庭坚也说：“老夫之书，本无法也。故不择笔墨，遇纸则书，纸尽而已，亦不计较工拙与人之品藻讥弹。”
          米芾说：“学书须得趣。他好俱忘，乃入妙；别为一好萦之，便不工也”。
          董逌也说：“书法贵在得笔意，若拘于法者，正以唐经所传者尔，其于古人极地不复到也”。这充分说明了宋代书家们不泥古法，提倡适意的艺术主张。
          由于宋人轻法、尚意、重情趣的审美意识在宋代文人领域始终占居上风，因此，宋代书法家在吸收唐人书法精华的基础上，都打出了鲜明的反传统的旗号。他们往往打着崇尚晋人的幌子，一切为我所用，放手写去，不计工拙。这在强化书法功能作用方面是起了重要作用的。到了明清，特别是徐渭、张瑞图、黄道周、王铎辈，在崇尚个性方面，多少是受了宋四家书法主张的影响，才逐步张扬起自己艺术个性的。